玄中城的讨论持续发酵，已从议事大厅蔓延至整个大明联邦的街头巷尾。在虞国对外情报局的推动下，各类关于政治制度的小册子通过商船、驿站、行商等渠道渗透到联邦的每一个角落。

庆国的《海州新报》连载《立宪优劣论》，代国的《勃固通讯》开设“制度问答”专栏，就连偏远的秦国乡村，也有识字先生在茶馆里朗读从玄中城传来的辩论摘要。

这场讨论的核心，逐渐从“是否变革”转向“如何变革”。保守派固守“宗法秩序不可破”，改革派争论“君主与议会的权力边界”，激进派则高呼“废除君权，民选治国”。各国报纸为吸引读者，往往刻意放大对立观点，甚至编造论据强化冲突。宁国的《太平洋周报》为证明“共和制必乱国”，虚构了“洪州共和国某县因选举引发械斗”的新闻；越国的《水师通报》则为鼓吹“君权至上”，宣称“凡议会掌权之国，三年内必遭外侵”。

虞国的舆论场同样卷入其中。坤泽城的《劳动日报》、同泽城的《工业日报》、云陇省的《社会周报》等主流媒体，起初聚焦于玄中城的讨论动态，客观转载各方观点。但随着讨论深入，部分媒体开始偏离方向。

《坤泽晚报》连续三天刊登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比”系列文章，虽未直接否定社会主义，却用大量篇幅渲染“私营企业效率更高”“市场自由带来繁荣”；《景川民报》则发表读者来信，主张“效仿越国实行君主立宪，将行政权交由内阁，陛下专注国防即可”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一些民间刊物开始公开呼吁“将国营产业私有化”。《商海见闻》提出“矿业、铁路等行业若由私人经营，可减少官僚低效”；《市民之声》则列举“某国营纺织厂成本过高”“某国营农场产量不足”等案例，论证“国家管控不如市场调节”。

这些言论背后，隐约可见部分商人与官员的身影——他们试图借思想讨论的机会，推动国家放松对战略产业的控制，从中谋取利益。

此时的虞国，正处于工业化与制度建设的关键阶段。国家计委制定的五年规划已进入第三年，钢铁、机械、化工等核心产业的扩张依赖国营体制的集中调度。

跨洲铁路的铺设需要统筹五省人力物力，非私人资本所能承担；数千万工人的医疗、养老保障，更是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持续投入。如果任由“私有化”“立宪化”等言论主导舆论，不仅五年规划可能夭折，已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会动摇。

朱昭熙在审阅各地报纸汇总时，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。这些讨论看似是思想碰撞，实则已偏离虞国的现实基础。

有人无视虞国工业底子薄弱、依赖国家统筹的现状，空谈“市场自由”；有人忽略虞国工人占人口三成、需要制度保障的国情，鼓吹“君主立宪”；更有人刻意回避“私人资本逐利性与国家长远利益的冲突”，只谈“效率”不谈“公平”。

当晚，朱昭熙在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：“讨论制度改革可以，但必须立足虞国的实际。我们的钢铁产量刚够满足铁路建设，我们的工人多数是从农村转来的。

他们的权益保障刚起步，我们的工业体系还没完全建立起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谈什么全面私有化？谈什么照搬别国制度？这不是改革，是空谈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