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洋诸国的思想激荡并没有局限于区域之内。随着商船、信使与移民的流动，关于政治体制的争论迅速跨越海域，蔓延至整个大明联邦的疆域。

南煦洲的金矿产区，矿工们在工棚里传阅着从南洋传来的小册子，讨论“是否该让矿主与工人共同决定工时”；武洲（欧洲）的藩国封地中，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因“君主权力边界”问题爆发街头辩论；南熙洲的南元国的种植园主与农奴之间，“人身依附是否合法”的质疑开始取代往日的沉默。、

便是六大强国的核心区域，这场讨论也从未缺席，明国的儒生在书院中争论“周礼与立宪的兼容”，越国的军官在军营里探讨“军权归属与国家稳定”。

思想的混乱很快带来现实的冲击。庆国的关税政策因议会与国王的分歧迟迟无法确定，导致外贸商船在港口滞留一个月；代国的矿业税收法案在贵族会议上被三次否决，国库空虚使得边防军的军饷拖欠达两月之久。

即便是相对稳定的大国宁国，其控制的吕宋岛商会也因“是否引入商会议事制”分裂为两派，贸易额锐减三成。各国都意识到，若不尽快划定政治体制的底线，联邦的基本秩序可能在无休止的争论中崩塌。

在朱昭熙的暗中推动下，宁国皇帝朱奠培提议召开大明联邦级别的会议，共同讨论现在大明联邦的思想问题。通过飞鸽传书向其他五大强国发出提议。

主张以“维护联邦根基”为名，召集各国元首与思想界代表齐聚玄中城，就政治体制、权力边界、舆论管控等核心问题制定统一规则。

这一提议迅速得到响应，明国皇帝朱祁钧认为“需明确宗法底线”，越国国王朱瞻壑强调“必须遏制无序变革”，扬国皇帝朱瞻塙则担忧“异端思想动摇儒学正统”。

洪州共和国总裁朱祁铨虽倾向开放，但也承认“需要基本共识避免内耗”，朱昭熙也将其视为“推动制度多元化的契机”。

短短一个月内，来自大明联邦各国的代表陆续抵达玄中城。除六大强国的元首外，还有二级、三级藩国的君主或其代表，以及被邀请的两百余名思想家、政治家。

其中既有主张“皇权至上”的保守派学者，也有倡导“君主立宪”的改革派官员，甚至有少数人公开支持“共和制”与“普选权”。

玄中城的官方驿馆与周边客栈全部住满，街道上随处可见不同服饰、不同口音的人群，茶馆酒肆里，关于“君权与民权”的争论从早到晚热闹极了。

会议的开场设在玄中城的联邦议事大厅，大厅中央悬挂着大明联邦的旗帜，两侧分列着各国的国徽。朱奠培作为发起人首先发言，明确会议的三项核心议题：其一，是否允许成员国采用君主立宪制，若允许，君主与议会的权力如何划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