岷国变法的消息，并非通过官方渠道扩散，而是由虞国对外情报局的密探，以商号往来、行商闲谈、甚至码头劳工的俚语闲话为载体，悄然传入到了南洋十二国的民间。

这十二个国家，代、庆、韩、沈、肃、辽、秦、晋、周、鲁、楚、蜀，虽然同属于大明联邦的藩国，却因为地缘相近、资源重叠，为了成为小国联盟的首领，常年处于明争暗斗之中。

对外情报局的策略极为精准，通过飞鸽传书把消息传递到南洋十二个国家，然后通过商帮伙计，通过酒楼小二把“石都督掌兵、徐尚书理民，国主唯垂拱而已”“百姓赋税减半，皆因新制利民”的消息传递得到处都是。

而“贤臣定国安邦”的话本，暗讽本国皇室“只知敛财，不顾民生”。这些碎片信息，经有心人的拼凑与传播，逐渐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，岷国的皇帝被架空了，而国家似乎因此有了转机。

对南洋十二国的民众而言，这样的消息如同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。近十年来，这些小国的日子本就步履维艰。大明联邦的经济重心向六大强国倾斜，小国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。为争夺“小国联盟”的主导权，各国皇室无所不用其极。

代国垄断了南洋的绸缎贸易，庆国则控制着食盐专卖，韩国将港口管理权收归皇室直属，沈国甚至颁布法令，规定民间铁器铺的刀具产量不得超过皇家军械坊的三成。皇室对行业的垄断，早已让民间资本怨声载道。

更致命的是武洲建藩的消耗。为在武洲分得一块富庶封地，十二国几乎掏空了国库：代国动用了三年的盐税储备，庆国抵押了半数金矿，韩国甚至强制征召民间商船改装为运兵船。

最终，虽然为那些宗室子取得了富庶的封地，却因距离遥远、治理困难，收益远不及投入。建藩后的五年里，十二国的国库收入平均缩水四成，而皇室为维持奢靡开销，竟将赋税提高了五成，田赋加征、商税加倍，连渔民出海都要按船大小缴纳“海捐”。

苛政之下，人口流失成为常态。仅代国一地，三年间就有十余万百姓乘船前往那些大国，或投身工厂，或开垦新田。留下的人，要么在皇室垄断的行业里忍气吞声，要么在苛捐杂税中挣扎求生。

庆国的盐工曾联名上书，请求降低盐价，却被皇室以“图谋不轨”为由，抓捕了为首者；韩国的船商自发组织商会，试图与皇室谈判港口管理费，结果商会被强行解散，会长被流放至荒岛。

当岷国“架空皇帝、百姓减负”的消息传来，这些积压的不满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。

代国都城的绸缎商们，聚在密室里传阅着从岷国传来的《国政革新令》抄本。其中一人拍案道：“徐尚书能让岷国赋税减半，凭什么我们就要被代皇的绸缎庄压得喘不过气？

他朱家能做皇帝，我们就不能做这代国的主？”这话虽大胆，却无人反驳——代国皇室的绸缎生意，靠的不是手艺，而是禁止民间织锦的法令，早已让同行恨之入骨。

庆国盐湖的工头们，则在工棚里用炭笔在墙上画下徐珵的画像。“听说这人是靠算学起家，不是朱家宗室，”

一个老工头摩挲着画像，“咱们庆国的盐税，够养三个皇帝了，要是也有这么个人出来，把那些姓朱的架空，咱们或许能多领两文工钱。”旁边的年轻工人接话：“何止架空？岷国能做，咱们就不能做得更彻底些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