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热情并未持续多久。两周后，朱朗栋的本性逐渐暴露。他从代国带来的随从在县城租下一处宅院，成为他呼朋唤友的据点。

每天下班后，他便召集县城里的商人子弟饮酒作乐，席间畅谈的不是农具改良，而是如何利用他的“宗室身份”在虞国谋利，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突破制度的底线。

他当着众人的面说：“虞国简直在瞎搞。束缚着手脚做事，根本放不开。我在代国卖一匹绸缎赚的钱，比这破县城一年的农具产值还多。”

工作上，朱朗栋更是敷衍了事。县工业局分配给他的任务是统计四家农具厂的铁器产量，以便纳入国家计委的农具调配计划。他嫌这项工作繁琐，先是让办事员替他填写报表，后来干脆自己编造数据——把实际产量提高了两成，理由是“这样显得我工作有成效”。

当局长指出数据与计委的核查结果不符时，朱朗栋竟反驳：“不就是多报点数字吗？农具厂多生产几锄头，还能拖垮国家计划不成？”

更严重的问题出在他对群众的态度上。按照规定，工业局需每月接待两次农户来访，解答农具使用中的问题。朱朗栋负责接待时，常常对来访的农民不耐烦，在他的眼里，自己高高在上，而那些农民工人不过是出汗的泥腿子。

在科室内部，朱朗栋的作风也引起了不满。他仗着自己带来的财富，经常用金钱拉拢同事。有办事员不愿替他完成工作，他便塞给对方钱：“帮我把这月的报表做了，这钱你拿着买酒喝。”

更有甚者，他在办公室公开宣扬代国的资本主义理念，声称“人活着就是为了赚钱，虞国搞什么‘共同富裕’，不过是骗傻子的”。他还举例说：“我在代国的绸缎庄，雇十个工人，一年能赚五百两，这才是本事。在这儿天天伺候农民，能有什么出息？”

这种言论逐渐影响了科室的风气。有两名年轻办事员开始模仿朱朗栋的做派，对来访群众态度冷淡，甚至私下抱怨“干多干少一个样，不如混日子”。

县工业局局长多次批评朱朗栋，却被他以“宗室身份”顶回：“我是来考察的候选人，你一个小小局长，管得着我？”

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。来自秦国的皇子朱公错被派往翠南省的一个乡农业站，负责推广新式农具。他嫌乡下条件艰苦，不到一个月就以“水土不服”为由，大半时间住在州府的客栈里，只派随从回乡下应付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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