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坤泽城重型机械厂接到指令，三年内需完成500台蒸汽机车的生产任务，原料由国家按定额供应，产品直接交付铁道部，价格由成本核算局核定，不允许自主定价。

市场经济的保留则体现在轻工业与服务业。计委明确，棉布、陶瓷、食品等日用品生产，允许私营作坊与国营工厂并存，价格由市场供需调节。

虞国各地涌现出大量私营商铺，坤泽城的“民生市场”聚集了近千家商户，从针头线脑到家具器皿，均可自由交易。国家仅通过工商登记、质量抽检进行监管，不干预具体经营。

为平衡两种体制，虞国设立“价格双轨制”：计划内物资（如基建用钢、发电用煤）按国家定价调拨，计划外余量可进入市场流通，价格由供需决定。

这一制度既保障了重大项目的低成本推进，又为企业留出了盈利空间。例如，同泽城钢铁厂完成国家下达的钢轨生产任务后，可将剩余钢坯按市场价出售给私营机械厂，所得利润用于工人福利改善。

计划经济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。景川省在执行水渠修建计划时，因忽视地方实际地形，强行按图纸施工，导致部分河段坍塌。

朱昭熙在收到消息之后立即批示“计划不是死命令，必须结合基层反馈调整。”随后，计委建立“计划修订机制”，允许地方政府与施工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修改建议，经专家论证后调整方案。

市场经济领域则出现了投机现象。部分商贩囤积棉布哄抬价格，导致民生市场价格波动。国家随即出台《反投机倒把条例》，设立物价监督站，对哄抬物价者处以罚款并没收库存，同时组织国营商店投放储备物资平抑价格。

“计划与市场的边界，要在实践中磨合。”朱昭熙在总结改革经验时指出，“比如农机生产，国家需计划生产大型拖拉机保障农田需求，但小型农具可由市场调节，让工匠根据农民偏好改进样式。”

这种思路逐渐形成共识：凡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领域，如能源、交通、粮食，由国家计划主导；而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轻工业品、服务业，则交给市场灵活调节。

随着改革深入，虞国经济呈现出“双轨并行”的特征：铁路里程以每年500公里的速度延伸，钢铁产量三年翻番，这些计划指标的完成支撑了工业化骨架；同时，私营作坊生产的自行车、肥皂等日用品丰富了市场，个体商贩的活跃带动了城市就业。

基层历练与经济改革的同步推进，使候选人对虞国体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。朱祁钥在扬国时习惯了“朝廷发令、地方执行”的模式，在翠南省参与农田规划时，却需反复召开村民会议协调地块分配。

这让他在报告中写道：“虞国的‘计划’，似乎比扬国的‘命令’更费力气，却少了许多反抗。”

李明远则在矿区改造中发现，当矿工参与安全条例制定后，事故率下降幅度远超单纯的行政规定，这让他对“群众路线”有了更深的实践认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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