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1年9月，陈独秀回到上海与马林第一次见面，二人在中国共字号是否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上分歧很大，争吵几句后，陈独秀愤然离去。

张太雷接着说：“事情的转折发生在10月4日，陈独秀被捕后，马林不仅打通了审判的各个环节，还重金聘请法兰西律师为陈独秀辩护，最终法庭以陈独秀私藏《新青年》杂志为由，象征性地罚款100元并保释出狱。10月27日，也就是陈独秀出狱后的第二天，在党内会议上，开始接受第三国际的援助。第二年7月，中国共字号正式加入第三国际。”

王至诚说：“中国共字号活动苦于经费短缺，马林提出要由第三国际提供经费援助。为了保持革命的独立性，共字号还谢绝了第三国际的一些援助。”

“希望加入第三国际的并不仅是共字号。”张太雷说，“从孙中山提出的‘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’政策，到与越飞使团的多次接见，再到蒋司令率领国民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，均体现出俄共(布)对孙中山人力、物力的支持。”

王至诚接着说：“1924年，孙中山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，中国有中国的国情，俄国有俄国的制度，因此不会放弃五权分立和三民主义。”

然而，孙中山去世后，汪、蒋先后派人前往莫斯科，主动请求加入第三国际，但未获回应。1926年，胡汉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，表现得极为激昂，振臂高呼：“第三国际是革命的司令部，总参谋部。”会场上响起激昂的口号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会后，胡汉民还获得了苏共领袖的特意接见，蒋司令则被选为第三国际执委会名誉委员，并送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去苏联读书。

靖尧分析道：“去年邵力子率领国民政府第三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，回国后释放了一个信号，随着国民革命的成功，蒋司令为首的国民政府与第三国际的合作开始出现裂痕，分道扬镳似乎是早晚的事情。”

王至诚表示：“看来邵力子去年赴莫斯科并未为蒋司令带来预期的效果。”

靖尧接着说：“当时，邵力子赴苏联之前，国内的‘西山会议派’已打出反苏反共的旗帜，开除李大钊的国民政府党籍，解除了鲍罗庭的顾问职务。蒋司令接着制造的‘中山舰事件’，旨在通过此事件打击共字号以及汪精卫和国民政府的左派。又制造了‘整理党务案’，反对共字号发动的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。这些事件成为第三国际与国民政府之间激烈争论的焦点，双方的分歧愈加明显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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