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至诚听后感到惭愧地说：“我和你一般的时候，还在山东琅琊读中学，‘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’，而你已经参加政治活动了。”

袁殊说：“1925年，‘五卅’运动爆发，那年我年仅14岁，再次与1924年9月回上海的陈延年重逢，陈延年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，曾发动3次重大的斗争。在斗争过程中对无政府主义从怀疑到失望，当他看透吴稚晖欺世盗名的面目时，思想剧变，毅然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，认识起了重大变化。所以，我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，奋然而起，积极参加各种罢工、罢市、罢课游行，还和舍友办了一份《窗报》，以‘袁殊’的名字主办了第一份报刊，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评论，之后不定期地更新新闻。”

王至诚也不甘示弱，他说：“这些年我留学东北帝国大学，在上街卖字过程中，认识了无产阶级文学联盟的小林多喜二，在他的帮助下，发表一些文章和书画作品。目前，日本军国主义者，有文化侵略我中国之罪行，军事征服之野心，我不得不肄业回国，希望能在上海找一份从事与文化有关的差事。希望袁殊兄能成全。”

袁殊说：“我承蒙胡抱一先生的栽培与帮助，成为北伐军中的宣传委员。胡抱一，早年即追随孙先生，并为之护卫。曾参与反清讨袁，现在参加北伐抗战。”

王至诚说：“我在日本留学也看到过你的报纸和文章，你才华如此出众，定会得到蒋司令的器重。”

袁殊回答：“绝不可能。”

王至诚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袁殊毫不含糊地回答：“因为信仰。”

王至诚说：“据说，这次北伐，好多共字号加入了国字号。”

袁殊说：“不管是共字号，还是国字号，都是为了遵循国父孙先生的‘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’的重大政策，帮助国字号改组国字号组织，共字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字号，实现国共合作共同北伐。”

王至诚听着，越发不明白：袁殊为什么要告诉自己这些？不违背他的组织纪律？就不怕招来杀身之祸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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