例如，扬国借工部主导工业项目审批，可优先保障本土钢铁、机械产业的资源配额；越国通过农部制定粮食贸易政策，能有效保护本国稻作经济。各部门的决策权、人事权与资源分配权，实则落入对应大国手中，形成“部门主权化”的格局。

六大强国推动分权改革，基于三重战略考量：

第一重考量是利益博弈的制度化，分权本质是“分蛋糕”。每个大国通过掌控特定部门，获得与其他国家博弈的筹码。

如虞国掌控法部，可在联邦法律框架内设置对己有利的条款；洪州通过商部主导贸易规则，能限制竞争对手的市场准入。这种博弈形成动态平衡——任何大国试图独揽大权，都会遭到其他五国借助部门职权的联合反制。

第二重考量是防止联邦分裂的缓冲机制，沈国事件后，小国对联邦的忠诚度下降，大国也开始重新评估联邦的价值。

将中央职能拆分至各国，使六大强国成为联邦体系的直接受益者——若联邦解体，各国将失去通过中央部门获取跨区域资源的渠道。因此，即便未来小国退出联邦，六大强国为维护自身掌控的部门权柄，也会主动维系联邦的基本框架，确保其“体面存续”。

第三重考量则是为海外扩张预留空间，大国君主清楚，联邦对武洲的战争若取得胜利，广袤的海外土地将成为新的利益焦点。

当前分权改革，实质是为后续扩张铺路：当小国退出联邦，六大强国可名正言顺地将其势力范围延伸至这些“无主之地”，甚至扶持自己的子孙后代建立新的藩国。这种潜在的扩张红利，让大国更倾向于维持联邦的“外壳”，以获取对外征服的合法性。

朱瞻壑上任后，刻意避免对朱佶焞旧部的清算。作为一个政治家，他也知道，若开启“后任清算前任”的政治先例，极易引发权力斗争的恶性循环，重蹈历史上王朝更迭的覆辙。

这种克制形成了新的政治惯例——联邦权力更迭以制度协商为主，而非暴力清洗，客观上稳定了分权改革的推行。

改革的持续推进，使大明联邦的性质发生微妙变化。朱昭熙敏锐地察觉到，这个最初被寄予“东方合众国”厚望的政体，正逐步滑向“联合国式”的邦联形态。

中央机构从“决策核心”退化为“协商平台”，礼部、户部、兵部仅保留礼仪性、统计性与象征性职能。

六大强国通过掌控部门实权，形成“诸侯共治”格局，联邦决议需经各国基于自身利益的反复博弈才能达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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