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的方案核心在于“以代表大会为根基，以政党为引领，以群众组织为监督”。第一步是组建“劳动党”——用五年时间，她亲自带队走访虞国两州十二省，深入工厂车间、集体农庄、矿山码头，寻访那些在生产一线展现出阶级觉悟的积极分子。

这些人中有熟练掌握纺织技术的女工、带领村民改良农具的农匠、在矿山事故中组织工友自救的矿工，他们构成了政党的初始骨干。

劳动党以“无产阶级先锋队”为定位，但明确其权力来源并非自身垄断，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程序授权，从制度上确立“党在代表大会之下”的原则。

为防止政党权力异化，朱昭熙设计了一套立体监督体系。工会与农会被赋予法定监督职能：全国工人监督委员会与农民监督委员会独立于党中央纪委运作，工会委员由工厂工人直选产生，农会委员由村公社选举，确保监督主体的基层属性。

政府官员不得兼任工会或农会领导职务，切断权力勾结的纽带。涉及工人工资调整、土地政策改革等民生议题的国家政策，必须经工会与农会审议通过方为有效；若发现官员腐败或渎职，工会与农会可发起不信任投票，获三分之二代表支持即可强制罢免。

在执行层面，监督机制渗透到各个层级：工厂每季度召开工人代表大会，厂长需公开生产计划与财务账目，接受工人质询，工会对超额加班、安全隐患等不合理决策拥有否决权。

农村地区，农会监督集体农庄的粮食分配，农民监察员随机抽查征粮公平性，杜绝干部私吞现象。中央层面，国家年度计划草案必须提交全国工人-农民联合会议讨论修改，战时政策如物资配给制等，需经工会与农会联名发起全民公投批准。

为保证监督组织的独立性，工会与农会的经费采取会员会费与国家拨款1:1的比例构成，避免财政控制；领导职务任期不超过三年，连任不得超过两届。

候选人必须来自一线工人或农民，禁止脱产干部参选。此外，一支由工人组成的纠察队被秘密组建，作为非正规武装力量，在官僚集团可能压制监督声音时提供保护。

这套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，是通过“授权-监督-制衡”的闭环，既发挥政党的引领作用，又避免权力垄断。朱昭熙清楚，这并非完美无缺的方案——五年走访意味着巨大的时间成本，群众组织的监督效能取决于基层动员的深度。

而如何防止监督权本身被异化，同样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。但在虞国新旧思想碰撞、利益格局重构的关键期，这是她能想到的，既避免多党制党争内耗，又防范一党制官僚化的最优路径。

而且在朱昭熙看来，恐怕组建政党只是开始，真正的挑战在于让这套制度设计穿透纸面，转化为千万劳动者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践。这或许比编撰《货殖通论》更艰难，但唯有如此，虞国才能在思想与组织的重塑中，找到穿越改革深水区的航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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