争吵声中，区域利益压倒了全局规划，会议往往因无法达成共识而草草收场，国家产业布局的统筹推进严重受阻。

在治理体系中，一个更隐蔽的问题正在滋生：以工程师、军官为代表的“专家阶层”逐渐脱离群众。

国家建设高度依赖他们的专业技能，却也让他们在资源分配与决策流程中占据了特殊地位。部分工程师在项目审批中优先考虑家乡所在地区的利益，将技术评估与地域情感挂钩；一些军官在基建项目招标中，暗中为关联企业开绿灯。

这种特权意识的蔓延，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——工厂管理者利用职权给自己分配额外的住房配额与紧俏食品，“特殊供应”的名单越来越长，与普通职工的生活差距日益明显。

“他们拿技术当资本，拿权力当筹码，早就忘了自己也是工人的一员。”一位老工人在车间角落的私下议论，道出了基层对特权阶层的不满。 如果不是因为还有着工会的制约，工厂的问题将更加糟糕。

追根溯源，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缺乏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作为先锋队。朱昭熙也终于是明白了过来，制度的框架需要思想的灵魂来支撑，而思想的传播需要组织的力量来推动。

如今的治理体系中，各级官员更多是执行指令的行政角色，而非发动群众、凝聚共识的革命骨干。

当《货殖通论》的理论尚未转化为基层的行动自觉，当利益团体的诉求缺乏统一的价值引领，整个国家的发展便如同失去舵手的航船，在各种现实矛盾的浪涛中颠簸。

地方农庄的生产效率、工厂的管理活力、行业间的协作效率，都因这种组织与思想的缺位而大打折扣。

改革三年，破旧易，立新难。旧问题的清除只是第一步，如何在新体制中构建统一的思想认知、打破利益集团的壁垒、防止特权阶层的固化，才是决定虞国未来走向的关键。

理论的光芒需要更广阔的土壤，而培育这片土壤，或许需要比编撰书籍更艰难的实践：建立一个能扎根群众、引领方向的革命政党，让思想的火种穿透知识分子的圈层，真正点燃四千万人共同建设国家的热情。

这个时候，朱昭熙才明白过来，在现代国家的治理当中，政党还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，利用政党，把矛盾摆在明面上来，无论是一党制的统筹还是多党制的相互制约，在朱昭熙现在看来，至少比现在虞国的无党制要好上不少。

坤泽城的夜晚，城市的灯火星星点点，既有工坊的彻夜劳作，也有学堂的求知灯光。但在这繁华之下，新的问题正在暗处滋生，如同未被察觉的病灶，若不及时诊治，终将影响整个国家机体的健康。

下一场“改革”的硬仗，或许不在经济制度的设计，而在思想与组织的重塑——这远比清除旧弊更复杂，也更需要勇气与智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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